近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中基协”）发布了两份重磅自律规则——《基金从业人员管理规则》及配套规则《证券期货经营机构投资管理人员注册登记规则》，其中提到从业人员“不得炫富”等6项禁止性行为。

　　新规一出，迅速冲上微博热搜，背后是公众对基金行业高收入的不满。如果是收入合情合理，适当秀一下并非不可理喻，但问题在于基民越亏越多，基金经理却稳赚不赔，这合理吗？

　　与“不得炫富”一同被写入新规的还有“不得随意离职”。这一条则直击基金行业另一痛点：当初说好的长期主义，怎么我刚买完你就离职了？

　　此次《管理规则》点出了基金从业人员不得有的6项禁止性行为，其中关于禁止奢靡炫富的内容最受关注。

　　格上财富金樟投资研究员王祎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首先，基金经理的一言一行都代表行业形象；另外，2023年以来偏股基金表现不佳，投资者持有体验不好，更放大了基金经理某些行为带来的影响。

　　基金行业高收入并非新鲜事。2021年2月，诺安基金蔡嵩松年终奖近7000万的消息轰动热搜，虽然诺安基金后来出面否认了这一传闻，称“这个数字太夸张了”，并表示公司实行密薪制，但依旧不能打消公众的质疑。

　　由于基金机构并未公示过基金经理们的薪酬情况，导致真实收入无据可查。但中国新闻周刊通过梳理近期基金经理招聘信息发现江南体育(中国)官方网站，年薪数十万是常态。

　　其中，银河基金招聘的投资经理年薪最高，显示为80-120万/年。此外，格林基金、华宝基金开出的基金经理年薪分别在30-50万元、18-30万元的区间浮动。

　　其实早在2022年6月，中基协就发布了《基金管理公司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指引》，基金行业将这份规定称为“限薪令”。在此影响下，公募基金行业的高管绩效薪酬递延支付、基金经理的奖金自购等限薪举措如今已成为常态。

　　接近多位基金经理的资深基金行业观察者储松竹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真正能拿到千万薪酬的基金经理还是占少数。特别是2022年推出的行业“限薪令”已经产生了作用，从薪酬发放制度和奖金自购指标两个方面，对基金经理的到手薪酬带来了不小影响。

　　基金从业人员炫富之所以屡屡刺激到社会情绪，还与基金收费模式有关。星图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黄大智对此解释道，在公募基金传统管理费提取模式下，即便投资者出现亏损，仍要按一定费率被收取管理费。

　　真金白银的对比，加重了失衡感。以2022年为例，据天相投顾统计，这一年公募基金合计亏损14547.80亿元，为近三年同期数据中首次出现亏损；对比之下，所有披露年报的基金管理人收到的管理费收入则达到了1442.43亿元，比2021年的1418.19亿元增幅达到1.71%。

　　到了2023年，上证指数一度跌破3000点，基金仍是难逃波及。同花顺iFinD显示，股票型基金中公布2023年前三季度业绩的有3003只，平均收益率为-5.04%，2182只基金收益率为负，占比72.66%。

　　基金管理人稳稳赚钱，基民们却在承受震荡带来的损失，这自然深化了矛盾。旱涝保收的基金经理们如若炫富，不仅不合新规，更难免撞上情绪枪口。

　　如果说“禁止炫富”是规范行业风气，那么不得“闪离”则是从职业发展角度管住了基金经理。

　　《注册登记规则》明确指出，基金经理如果在产品的募集期、封闭期主动离职，两年内不能管理新基金；如果产品的任期不到一年便主动辞职，18个月内不能管理新基金。

　　晨星（中国）基金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代景霞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新规加大了基金经理跳槽的时间和机会成本，特别是对于产品还在募集期或封闭期内就离职的基金经理，静默期从原来的6个月变成2年。“但是后续成效还需进一步观察，毕竟历史静默期的设置并没有显著降低基金经理的离职率。”

　　基民圈流行说“买基金就是买基金经理”。代景霞指出，国内基金业绩由基金经理的投资管理能力、基金的投资策略主导。所以基金经理离任，可能会对基金产生较大影响，造成基金投资风格以及风险收益特征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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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9月，知名半导体基金经理蔡嵩松离任后，接管代表产品诺安成长的基金经理是一位投资年限不到一年半、独立管理基金仅三个月的新人。不少投资者在平台发泄不满：明星产品换上了年限不到两年的新人接班，怎么才能放心？

　　值得注意的是，新规特别强调了募集期与封闭期基金经理的任职情况，这或与今年一些基金经理从封闭期基金离职形成的舆情有关。

　　2023年6月，东方红资管旗下的东方红睿泽三年定开、东方红智远三年持有在基金的封闭期内，变更了基金经理；7月，大成北交所两年定开混合，在封闭期内发生基金经理变更；11月，长安基金发布了长安鑫瑞科技先锋6个月定开基金经理变更公告，彼时同样处于封闭期内。

　　“尚在封闭期的产品基金经理离职，对于基民是不利的。”王祎解释，投资者因基金经理选择购买基金，但当基金经理离任，想要赎回却处于封闭期无法操作，或未按照原定持有期持有期满，造成进退两难的尴尬。

　　更何况一些半路退出的基金经理们，也没有给基金带来正收益，基民们的怨声不绝于耳：“买了封闭期的基金，赔钱不说，本来看好的基金经理还半路离职了。”“说好的价值投资、长期主义呢？怎么我刚买入基金经理就跑路了？”

　　“新规在一定程度上管住了封闭型基金的基金经理，肯定是会产生一定正面效应，”储松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新规有助于促进行业的良性发展，保障基民的权益。

　　遥想2019年，遍地都是机会、人人跑步进场，这一年主动股票型基金平均收益率高达47.94%。基民们将张坤、葛兰等基金经理捧成流量之王。“守护最好的坤坤”、“兰兰女神”成为网络热梗，甚至有基民为基金经理成立“全球粉丝后援会”。

　　但伴随着系统性回调，当时疯狂追捧的明星基金经理们纷纷走下神坛，一些还深陷亏损。平台上彼时聊得火热的“追星”评论区，如今已冷清下来。

　　针对基金市场的急冷急热，黄大智认为问题出在宣传节奏与方式上：“基金公司在市场高点大力宣发明星基金经理，间接导致高位接盘的‘双输’结局，基民没赚到钱，基金经理口碑也受损。市场低位时才应该加强宣发，同时强化定投观念，避免基民对基金经理的盲目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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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松竹亦认为，牛市让一些基金经理被过度“神化”了，并指出了基金销售渠道的问题。“自上而下看，以销售驱动的基金销售模式与基民的利益是脱节的。这也造成了2019年至2021年的牛市过后，投资者风险偏好与基金销售不匹配的问题。”

　　随着近三年权益市场持续走低，投资体验不佳，2020年开启的公募基金明星时代落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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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晨星Direct数据，截至2023年11月30日，公募基金行业共有296位基金经理离职，而2021和2022年，全年各有327和325位基金经理离职。

　　中国新闻周刊梳理发现，2023年至少十位以上明星基金经理离职，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诺安基金“半导体天王”蔡嵩松，天弘基金“余额宝管家”王登峰，汇添富“极限高手”刘江，他们的操盘规模都高达百亿以上。

　　代景霞认为，“买基金就是买基金经理”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也存在偏颇，研究团队的支持、投资流程的稳定性和知行合一、基金公司的投研文化、投研团队实力和发展战略等都对基金基本面影响重大，“因此基金经理‘去明星化’是公募基金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2022年4月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就曾指出，引导基金管理人构建团队化、平台化、一体化的投研体系，提高投研人员占比，完善投研人员梯队培养计划，做好投研能力的积累与传承，扭转过度依赖明星基金经理的发展模式。

　　结合本次新规，黄大智坦言，规范行业准则是行业健康发展的应有之义，为基民带来切实收益、持续利润、产品的净值增长才是保障投资者信心的关键所在。